因为是医生，又是加拿大人，上海精神卫生研究所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费立鹏(Michael Phillips)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白求恩。对于“现代白求恩”的称呼，他会说：“我和白求恩是不同的。他是外科大夫，我是精神科大夫。外科大夫要尽快医治病人身体上的痛苦，而精神科大夫要与一位病人交流许久，才能试着帮助他逐渐化解精神痛苦。”

　　1985年，费立鹏从加拿大来到中国，近30年来，他始终扎根中国，埋头中国自杀问题的研究，由此建立了多因素自杀模型，有力推动了中国公共精神卫生领域的研究。在昨天举行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技合作奖”。

　　自杀研究不能忽略中国数据

　　十八九岁时，费立鹏就开始对心理学、尤其是自杀现象感兴趣，于是选择了学医。作为精神卫生、流行病学和人类学专家，1985年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中国。那时，中国的死亡数据仍处于保密状态，要研究中国的自杀问题，几乎不可能。直到 1991年，卫生部把全国的死亡数据上报给世界卫生组织，其中包括自杀数据。得知这一消息，费立鹏感到“一扇大门打开了”。

　　然而摆在他面前的，几乎是一片空白。中国的自杀研究没有现成的理论模型，同时，中国人对于精神科医生的回避和误解普遍存在。那时，费立鹏在湖北沙市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周围的同事大都不愿意跟别人谈及自己的工作。

　　费立鹏觉得，空白可能意味着更大的空间。更何况，中国当时的自杀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加上中国又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自杀研究者怎么能忽略中国数据呢?”费立鹏想建立中国的自杀模型。

　　中国的冲动型自杀比例更高

　　1995年起，费立鹏跟随中国疾控中心做了“中国自杀状况”调查，并于2002年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中国自杀率：1995-1999》的论文。调查发现，中国1/3的自杀者和2/3的自杀未遂者并没有精神障碍，而国外90%以上的自杀行为与精神障碍相关。

　　有人认为，调查数据说明，中国潜在的抑郁症患者很多。但费立鹏不这么看，“它恰恰说明中国冲动型自杀的比例比国外高很多。”他在对100位需要住院6周以上的严重自杀未遂者的调查中发现，37%的人从第一次萌生自杀念头到动手实施自杀，只用了5分钟。要知道，“没有任何的心理干预能在5分钟之内赶到。” 费立鹏说。

　　在冲动的“魔鬼”背后，农药扮演着“帮凶”。调查同时发现，中国58%的自杀者选择喝农药，由于农药的高致命性和易取性，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

　　得想个办法把农药管起来。在费立鹏的呼吁下，两年前，陕西省有关部门向农村家庭发放了1万只带两把锁的箱子，建议大家把农药锁起来，并由夫妇两人各管一把锁的钥匙。这样，妻子要拿到农药就必须得到丈夫允许。两年下来，当地的自杀率确实下降了，但未必是两把锁起了作用，而是大家意识到，很多时候，自杀是可以预防的。

　　期盼启动“全国自杀预防计划”

　　世界卫生组织称，近20年，全球自杀率有所上升，其中中国台湾上升了2倍、韩国上升了3倍。同一个20年，中国大陆的自杀率下降了一半。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变。”费立鹏试着分析背后的原因。在国外，离婚率越高自杀率越高，但在中国，离婚却成了自杀的保护因子。费立鹏说，受传统观念影响，以前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农村妇女不愿选择离婚，只能忍受丈夫的打骂欺凌;现在年轻一代对婚姻的观念日益开放，一部分人选择离婚并开始新的生活，不会通过自杀来解决问题。

　　费立鹏看来，要进一步加强自杀干预，才能使自杀率不反弹，甚至继续下降。他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尽快着手制订“全国自杀预防计划”。“如果全社会有更多的人了解自杀，懂得一些专业的防治知识，那些即将自我放弃的生命很可能就会被牢牢拉住。”费立鹏说。

　　记者 沈湫莎

　　新闻晚报

　　费立鹏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当代白求恩”为降低自杀率扎根中国30年

　　晚报记者 俞陶然报道

　　他被称为 “当代白求恩”，1985年，他从祖国加拿大来到中国后，在这片土地上工作近三十年，研究自杀干预和精神疾病。他是“中国通”，不仅汉语流利，还深谙中国文化和国情，在接受采访时把中国称作“国内”。他的家人也在中国，太太是精神科护士，协助他建立面向全国的自杀干预热线。他就是上海交大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费立鹏(MichaelPhillips)教授，在今天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我跟白求恩有两点不同”

　　费立鹏是新中国的 “同龄人”，1949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1974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新西兰、美国做了几年精神科住院医生后，又攻读了流行病学、人类学的硕士学位。 1985年，他以访问学者身份来到中国的湖南医科大学，此后就一直在中国工作，先后在湖北荆州精神病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从事科研和临床治疗。

　　本周二，记者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见到费立鹏。和很多西方人一样，在交谈中他随性、幽默。谈到“当代白求恩”这个称呼，他并不认同：“我跟白求恩有两点不同。第一，他是外科大夫，我是精神科大夫。外科大夫要尽快解决一位病人的问题，随后去医治下一位病人，而精神科大夫要对一位病人了解很久，才能帮助他消除精神痛苦。第二，毛泽东为白求恩写过一篇文章，但他已不可能为我写一篇文章。 ”

　　说起他为什么离开自己国家，长期扎根中国时，费立鹏说，作为精神卫生、流行病学、人类学这三个领域的专家，他对自杀问题很感兴趣。 “中国的自杀研究非常重要，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又很缺乏，所以我选择长期呆在中国。 ”

　　提出“农药加锁”降低自杀率

　　上世纪80年代，要研究中国的自杀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全国死亡数据仍处在保密状态。从1985年到1990年，费立鹏在湖南、湖北主要从事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治疗。在与病人的沟通中，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汉语。 1991年，卫生部首次将全国死亡数据上报给世界卫生组织。得知这一消息后，费立鹏感到“一扇大门打开了，我要马上跑进去”，因为这些数据包含了自杀死亡数据。

　　从那以后，“中国式自杀”成为他的主要研究对象。研究表明，中国人自杀的许多特点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在中国，1/3自杀死亡者和2/3自杀未遂者没有精神障碍，而在西方国家，95%的自杀者和自杀未遂者有精神障碍;在中国，20年前女性自杀人数比男性自杀人数高25%，如今接近1:1，在西方国家，男性自杀人数是女性的3倍左右……当费立鹏将这些研究结论发表后，很多西方学者都觉得难以置信，因为它们颠覆了西方自杀研究的经典结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中国特征?费立鹏认为，国内农村妇女的冲动型自杀是一个主因。与其他人群相比，农村妇女的自杀率有些触目惊心，很多人会在争吵、发生不快后喝农药自杀，由于农药在农村家庭很容易拿到，一些农药毒性非常强，一旦因冲动喝下农药，就很可能撒手人寰。为此，费立鹏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引导农民家庭把农药放在不容易拿到的地方，在农村地区加强宣传教育，让妇女意识到“冲动是魔鬼”。在他的呼吁下，两年前，陕西省有关部门向农村家庭发放1万个带两把锁的箱子，建议夫妇把农药锁起来，丈夫管一把锁的钥匙，妻子管另一把锁的钥匙。这样，妻子要拿到农药就必须得到丈夫允许。“两年下来，发现当地的自杀数量确实下降了，但未必是这两把锁起了作用，这一举措让农民意识到了自杀预防的重要性。 ”费教授说。

　　想开展自杀“心理解剖”调查

　　对于“中国式自杀”，费立鹏还进行了不同时期的比较。1996年至2000年，他与中国疾控中心合作开展的全国性自杀调查发现，从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间，中国大陆的自杀率降低一半。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改变。要知道，在同一时期，中国台湾的自杀率上升了2倍，韩国的自杀率上升了3倍。 ”但在他看来，我国应进一步加强自杀干预，这样才能使自杀率不会反弹，继续下降。 “我希望能做一个全国范围的自杀者‘心理解剖’课题，就像1996年至2000年做的调查一样，从而获得当前的国内自杀数据，为制订更有效的自杀干预方案提供依据。 ”费立鹏说，“这次去北京领奖，我会抓住机会提出经费申请。 ”

　　建议制订“自杀预防计划”

　　他希望，我国有关部门能尽快着手制订 “全国自杀预防计划”。如今，制订这一计划已成为国际趋势，联合国倡导每个成员国制订本国的自杀预防计划。费立鹏说，这项计划的出台，需要在国务院或全国人大的协调下，公安、教育、农业等多个部门合作才能完成。 “中国已颁布了《精神卫生法》，其中一些章节的先进程度超越了发达国家。在这么好的形势下，我觉得‘全国自杀预防计划’应早日提上议事日程。 ”

　　2010年，费立鹏从北京来到上海。在北京，他和他太太参与建立了自杀干预热线，培训了30名专职接线员。如今，太太还在北京工作，费立鹏则在上海开展危机干预研究。 “上海市政府部门很重视自杀干预工作，我会帮助他们把工作做得更好，尽力降低这里的抑郁自杀、冲动自杀数量。 ”费立鹏表示，他还很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

　　东方网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得主费立鹏：我不是现代白求恩

　　东方网记者裘颖琼1月18日报道：“我想在中国再进行一次摸底，看一下自杀人群的疾病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是否有变动。”

　　“中国农村有许多人去城市打工，我想调查这些员工的身心健康问题，以及研究如何做些心理问题的干预措施。”

　　“我想在上海建立一个危机干预中心，可以真正给别人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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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在这些方面做些工作。”

　　63岁加拿大精神疾病与精神卫生学专家、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费立鹏，在谈及自己获得2012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感言时，仅在一句“我的获奖表明我的工作被得到了认可”后，就滔滔不绝地给自己“布置”了多项工作任务，似乎没有退休的打算。

　　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几天前的下午，东方网记者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分院一幢不起眼的灰白小楼里，见到了这位精神矍铄、仍充满干劲的“现代白求恩”。头发黑白相间，一副金属边框的眼镜，初看之下，他不像个外国人。

　　然而，就是这位外国学者，最早关注到中国自杀问题。2002年，他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中国自杀率：1995-1999》，用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证实了研究者们曾经的猜测：中国自杀率很高。在费立鹏的调查中，中国所发生的自杀与其他国家有较大不同——在这里，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5 倍，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

　　“在农村，很多人选择喝农药，这种自杀方式成功率非常高，但很多自杀的人其实并不想死，只是一时的冲动。”费立鹏认为，国外有一个很有效的减少自杀的方法，就是对主要自杀方式进行控制。正是借鉴了这一经验，他曾经提出从加强对农药的控制上入手，应该尽量生产销售一些浓度低的农药，以及加强对农药使用的管理。而在城市，调查中发现，大多数人选择的自杀方式是跳楼和上吊。“上吊很难制止，但城市中的高楼顶端，是否可以封闭，不让人能够轻易上去。”费立鹏建议。

　　距离上次调查后，如今中国自杀率是否有所变化?对此，费立鹏说，“20年来，许多国家自杀率都在提高，如韩国提高了3倍，但中国的自杀率下降了一半，过去很少出现这样的状况。”因此，他非常希望能够在中国再进行一次摸底，研究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而在做当年的那份调查时，除了新疆、西藏一些地区外，费立鹏跑遍了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但是从现在来看，“太粗，数据不够细，一些如职业、经济条件，都没有纳入到调查条件中”，这也是他萌生再进行一次摸底调查的原因。

　　去年12月3日中午12点，上海开通了首条24小时自杀干预热线，费立鹏也在北京开通过心理干预热线。对于热线，他的看法是，热线更多的是给予心理方面的知识，有时却很难做到确切诊断，“对于一些轻度病人或许有效，但对一些中度或重度的病人来说，可能更需要的是诊断或者开药。”因此，费立鹏有一个想法，在上海建立危机干预中心，给有自杀倾向的病人直接看病。

　　研究自杀问题的人，本身会不会过于严肃?采访过程中，费立鹏却很幽默，尤其是谈到“现代白求恩”这一称号时，他打趣道，“我不是现代白求恩，虽然我们都是加拿大人，但白求恩是外科大夫，我是精神科大夫。另外，白求恩有毛主席给他的亲笔信，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