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卫生法中，就患者权益保障、精神障碍预防、康复和救助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对贵州等欠发达地区来说，精神卫生法的施行，其相关医疗资源欠缺的问题势必更加突显。建立一套完整的患者康复回归体系，已迫在眉睫。

　　作为我国精神卫生领域首部法律，精神卫生法也引发人们对它的解读和探讨。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部分精神障碍患者和家属，以及省内长期在一线从事精神卫生服务的医务人员，他们对这部即将施行的新法，有更加迫切的期待。

　　■从治疗到康复

　　她突然发现，除了医院这个狭小的空间，外面那么大，可是已经容不下哥哥生活了。社会康复体系的缺失，更让已难负重任的精神病院，成为重症患者的唯一归属。回归社会，对大部分患者来说只是一个幻想。

　　实际上，安翔在3年前有过一次尝试，把哥哥接回家进行康复治疗，尝试着让他跟社会接触。

　　“那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特意延长请假时间。”安翔说，刚开始的时候还好，等到时间一长，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哥哥长期呆在医院，对外面的环境已经不适应了。

　　为了让哥哥能尽快适应周边的环境，跟上时代步伐，安翔曾想给他找点义务性质的工作。不过，安翔找了很久，始终也没有碰到一个，大多数人听说这样的情况，连连摇头。

　　更为麻烦的是，由于自己平时也要上班，自己很难准时敦促哥哥吃药。于是，整天闷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哥哥，精神状况明显比刚出院时候要糟糕得多，有时还会很烦躁。

　　最终，安翔不得不无奈地把哥哥送回医院。她突然发现，除了医院这个狭小的空间，外面那么大，可是已经容不下哥哥生活了。社会康复体系的缺失，更让已难负重任的精神病院，成为重症患者的唯一归属。回归社会，对大部分患者来说只是一个幻想。

　　在省二医精神疾病防治科科长蒋天玉看来，重型精神病患者首次发病，经过专业治疗后，一般来说会在3个月左右进入康复期。此时最理想的状态是出院，回到家里坚持服药治疗。

　　“对于首次入院并进入康复期的病人，只要坚持服药，定期复诊，完全具有回归社会的能力和可能。”蒋天玉说，在患者的治疗与康复过程中，大家应该多一点同情和关心，避免再次精神刺激。

　　不少家属把医院当成了养老院。“而实际上，这恰恰与精神病康复治疗领域中提出的‘去医院化’理论背道而驰。”蒋天玉说。

　　对精神疾病患者而言，长期的封闭式治疗，极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是，患者趋向不可治愈的慢性衰退状态，生活无法自理，更别说回归社会。

　　“这样的现实，反映出我国目前在精神疾病治疗、管理和救助方面的薄弱，以及对正常社会的忽视。”省二医科教科长谈琳说，随着精神卫生法获得通过并即将实施，这种状况有望得到一些改善。

　　比如在精神障碍的康复这一块，第54条就特别提出，社区康复机构应当为需要康复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场所和条件，对患者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康复训练。

　　而对精神障碍患者能否再次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此次颁布的精神卫生法则明确指出，用人单位应当根据精神障碍患者的实际情况，安排患者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为患者创造适宜的工作环境。

　　尽管如此，安翔却并不感到乐观，这样的内容在现实中能够实现，必须修补社会的这道脆弱的“精神防线”。否则，这些缺少具体落实措施的法律条文，就会形同虚设。

　　■“自愿”的难题

　　通过互联网，安翔第一时间找出了精神卫生法的全文。这部总则和附则加在一起仅有85条的法律，其中第44条“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一下子让安翔隐隐感到不安，还有一丝难过。

　　和公众最热门的关注点——— “患者自愿住院治疗”不一样的是，安翔显然更关注精神障碍患者的出院问题。

　　10月26日，精神卫生法获得全国人大通过的消息公布后，精神障碍患者有权拒绝入院治疗的相关表述，为这部历时27年的法律赢得了阵阵掌声。自此，如何防止“被精神病”，终于在法律层面找到了保障依据。

　　通过互联网，安翔第一时间找出了精神卫生法的全文。这部总则和附则加在一起仅有85条的法律，其中第44条“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一下让安翔隐隐感到不安，还有一丝难过。

　　30岁的安翔是一位教师，她有一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哥哥，已经被送进医院治疗十几年了。从送进医院开始，平均每个星期，母亲都会准时到医院探望一次。

　　5年前，母亲再也走不动了。安翔接下了母亲的班，继续每个周末都去探望哥哥，除非遇到特殊情况，几乎少有缺漏的时候。

　　“我想出院回家。”哥哥告诉安翔。经过病情评估，医生也认为哥哥的病情已达到出院标准，只需要按时吃药和定期来院复查就可以。

　　安家召开了一次亲友会议，最终还是决定，让哥哥在医院继续治疗。主要原因是家里唯一能照顾哥哥的就是母亲，但母亲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很难再照顾另外一个人。

　　此外，家人还有最大的担心是，即便回到家，他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只好闷在家里，时间长了好人都会憋坏，如果再次发病，也没办法即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医院条件要好得多，你还是在医院安心养病吧。”安翔对哥哥说。刚开始，哥哥还频频提及出院的事情，每次都遭到家人反对后，就很少提了。

　　这让安翔很是愧疚，为此，她买来一整套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书籍自学，希望自己对哥哥的照顾更专业。在每次探视的时候，安翔也会和管床的护士交流一些心得，谈谈如何护理精神障碍患者。

　　很快，连护士都不得不佩服这位年轻的家属：“天，她自学了那么多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单理论素养而言，甚至比我还要高。”

　　与此同时，医院也是多次跟哥哥的监护人沟通，希望尽快安排出院。安翔觉得，让哥哥一直赖在医院，是安家无可奈何的做法。不过，安翔并不担心哥哥会被强制送出医院。

　　对于不少家属来说，将患者送到医院似乎是“一劳永逸”的选择，有的甚至把医院当成了养老院。他们也充分利用一个规则，精神病患者即便达到临床上的出院标准，院方也不能擅自将病人请出院，必须由监护人签字同意。

　　这些本可出院的康复患者，成为医院的一个“烫手山芋”。我省最大的精神疾病医疗机构省二医，由于患者家属无法联系，每年拖欠的医疗费和生活费就有约4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