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医疗卫生领域最需要革除的机制性弊病是以药补医!”这是今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一针见血的表述。

　　力争在“十二五”期间消除以药补医，是今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一个重大部署。会议决定，今年将在300个试点县先行推开试点，争取2013年在县级医院普遍推行，2015年在所有公立医院全面推行。近日，多数省、市的卫生工作会都不约而同地“剑指”以药补医。

　　以药补医机制是上世纪50年代在国家财力不足、对公立医院补助有限的情况下形成的。此机制下，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定价低廉，对医院的投入不到位，医院要靠药品批零差价利润维持运行和发展。当时也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随着告别计划经济，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形态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药补医的利好作用已发挥殆尽，弊端则日益显现。对此，全社会都对这一行业毒瘤有切肤之痛。

　　以药补医机制直接的结果是看病贵。这种机制下，医疗行为“变形”，医疗服务“变味”。诱导需求，开大处方，多用药，用贵药，滥用高端检查、高值耗材等现象已不鲜见。患者、医保基金乃至全社会都深深感到该机制助推的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之痛。

　　看病贵也使医患关系逐渐恶化，公众对白衣天使越来越不信任，医患交恶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其中患方对当事医务人员的不信任甚至波及整个群体。

　　政府对医院投入长期欠账，医疗服务的价格长期畸低，以药补医机制的长期不改，种种因素相加，使医院的发展路径被严重扭曲。各级各类医院要谋求发展就不得不饮鸩止渴，以至于“小处方医生”竟成了“稀有物种”。卫生行政部门即使三令五申不许将经济指标分解到科室和个人，但医院无法摆脱对以药补医的依赖，院长们难为无米之炊，无奈地下达经济指标。因为儿科不赚钱，一些地方的许多综合医院儿科衰落;抗生素合理使用本是一个医学问题，竟也演变成医院管理的顽疾，即使开展专项整治也迟迟难愈;“三分医，七分护”的道理大家耳熟能详，但因护理服务定价极低，医院不愿意增加护士数量，更没有积极性培养专业护士;医院里，不赚钱的专业没人愿干，病理科这样“终审”疾病的重要科室，几乎到后继乏人的境地。以药补医蚕食卫生服务的诚信，败坏卫生队伍的形象，即使是诚实劳动的卫生工作者也为此蒙羞，从该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受害者。

　　有的药品定价甚至高于出厂价上千倍，据说是医药企业为留出空间，使自己的药既能“苦战过关”进入医院，又能让医生愿意开。即使有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还是难以抑制低价药“中标死”等怪现象。同理，基本药物制度实行的药品零差率动了医疗机构补偿的“奶酪”，在推行中成了医改难题，即使在基层机构，在村卫生室，都出现种种不适应。

　　以药补医机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的形势。随着医改深化，它已成为一只拦路虎，阻碍了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使公众难以充分享受到基本医疗的利益。打掉这只拦路虎，告别以药补医，决策层已下定决心，许多省、市都对取消以药补医试点做了部署。

　　但是，在医疗卫生界，有些人还沉浸在得过且过的感觉中，认为现行机制只需要做些修补就可以了。殊不知，正因为没有切实变革这一机制，多年来我们的不少措施实际上只是在毒瘤上打麻醉剂，虽然下了不少力气，成本越来越高，但是却难以治愈。

　　消除以药补医，已经到了不得不亮剑的时候了。